什么是外来食物

在传统中国的认知里，我们一向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当下我们拥有的许多自以为原产的食物都是远道而来的。餐桌上，除了“胡”系列果蔬，我们还有“番”系列的，比如番茄、番薯（红薯）、番椒（海椒、辣椒）、番石榴、番木瓜；还有“洋”系列的，洋葱、洋姜、洋芋（土豆）、洋白菜（卷心菜）等等。
在中国的食物里，“胡”字辈、“番”字辈、“洋”字辈，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口语变化：“胡”系列大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带入；“洋”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
别以为西北太远，但当你细数餐桌上的佳肴时，你会发现西北就在眼前，我们一桌桌的饭菜早就被“胡化”了，留下了西北的烙印，不信您看：
按照《齐民要术》的说法，张骞还从大宛得到了“油麻”，在当时也被称之为“胡麻”，“油”通“脂”，因故又被讹传为“芝麻”。张骞带来的更有名的则是“西瓜”、“胡桃”和“葡萄”，葡萄酒也是在那时传入的，而且相当名贵，苏东坡后来有一句诗：“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说的就是有个叫伯良的富人，拿一斛葡萄酒贿赂东汉末年“十常侍”中的张让，当即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后来，因为李白、白居易等人的一再歌咏，胡姬和葡萄酒成为了唐代酒肆中的亮丽风景。
中餐离不开丰富的调味料。葱姜蒜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调料，荤素都离不开它们。姜，史称“南夷之姜”，是南方少数民族驯化的。葱呢，齐桓公伐山戎带回的胜利品中，除了“戎菽”外，还有“冬葱”。“冬葱”即大葱，不同于中原原有的小葱，张骞通西域引进的作物还有“胡葱”、“胡蒜”和“胡荽”。胡葱“茎叶粗短，根若金灯”，是又一种大葱。“胡蒜”即我们现在常用的大蒜。胡荽即香菜。另外还有胡椒和茴香，也是自西向东来的。
在隋唐时引入中国的食物里，最风光的是莴苣，其种据说是隋政府用重金从西域处求得，故民间传为“千金菜”，叶用莴苣又称春菜、生菜，茎用莴苣又称莴笋、香笋。
据《本草纲目》等多部典籍记载，油菜也是甘青一带西北少数民族首先种植的，上古时代已传入中原。一开始它被当作菜吃，从唐代开始才有“榨油”的记载，宋代方更名“油菜”。迄今，油菜的地位远远超过了芝麻，尤其是西南各省“菜油”使用非常广泛。每年春天，油菜花从南往北次第盛开，几乎“黄”遍了整个中国，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较之蔬菜，西部、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原产或首先从国外引种的水果种类更多。原产西域的有哈密瓜，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的敦煌美瓜。敦煌是古羌族活动地区，由于“地出美瓜”，被称为“瓜州”。哈密瓜是甜瓜的一种，古代文献中提到新疆的“甘瓜”、“甜瓜”，实际上也是哈密瓜。
还有如今的坚果类，核桃古称胡桃，原产地也在我国西部地区。开心果、巴旦杏、石榴、西瓜等来自西方，经由新疆等地传入，也有定论。西北地区还从中原引种了一些果树，并培育出新的品种。如古代的瀚海梨，以及现代的库尔勒香梨———在世界农史学家眼中，它们都是中国梨与西洋梨最好的杂交品种。
万历年间西方人从南美洲带来的番薯（红薯）这同样是一种神奇的作物，虽然它毫不起眼，似乎对中华饮食文化也无影响，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番薯的引进却真正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番薯使得中国南部山区得以开发，不能种植水稻的山地得以遍种番薯。高产的番薯在饥荒之年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无数中国饥民。清朝开始的人口膨胀可以说正因为红薯为代表的中坚力量。同样的还有来自南美洲的玉米：玉米作为蔬菜的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的粮食作物。在养育了众多人口以外，玉米是全世界动物饲料的主要原料。在中国的一些方言里，玉米被称之暹罗米，暹罗是泰国的旧称，可见它很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
与番薯和玉米相比，土豆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无疑更加快速，土豆是从南美洲传入欧洲，再从欧洲传入美国，中国似乎是它最后征服的地方。但没用多少时间，它的身影横越了整片大地，出现在了西南的高山上：因为在中国西部贫瘠的土地上，惟有它能顺利成长。
苏联著名植物地理学家恩依瓦维洛夫在其“世界农作物8大起源中心”学说里，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起源中心，但众多作物的成功驯化，绝不是汉族独立完成的。甚至直到晚清民初加入的“洋汽水”，也衍生出了可乐鸡翅、雪碧苦瓜一类的餐桌非主流。
舌尖上的中国正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变得丰富而博大：它是舔完一碗豆腐脑后的满足，是莴笋水煮后的清香，是烤羊肉在火上的嗞嗞声，也是一碟扬州炒饭后解腻的水果，更是一种无需表达的爱国主义：毕竟，肠胃最爱国。

哒Q小巧2024-04-30

什么是外来食物？外来食物，比如野生的和山菜都属于是外来食物。

四合院追糖葫芦202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