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之于民众，它是伸张权利的“旗帜”；而之于公权部门，它则是宣扬教化的工具。标语的出现，源于一种观念；持这一观念之人以为，若是能把复杂的信息简单化为极易记忆的、接近于俗语的句子，信息传递者便有可能最深刻地影响信息接受者。

据说，中国人书写标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在泰山立的三丈高石碑“刻石颂秦德”。如今常见的标语是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遗产；半个世纪前，这一遗产在“继续革命”的中国作为实用的传播工具，持续得到运用，成为新中国的“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虽说中国大地上红色标语口号不像以往那样铺天盖地了。可是，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标语口号却依旧持续不断地被广泛运用着。在如今广阔天地的农村，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诲人不倦的标语总会挤出缝隙、顽强说教。今日中国在社会发展，虽说标语文化有所改观，但是那些拖时代进步后腿的标语仍然不时撞击我们的眼帘。如“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简直是在颠倒是非曲直，还有诸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飞车抢夺，当场击毙”等“野蛮标语”。

显然，这些标语所宣扬的价值有悖于执政的常理，更难抵达人心，一些浅薄的掌权者更乐于借助标语来滋润政治的藤蔓。显而易见，那些“辅政标语”和“遮羞墙”一样，不仅有装修政迹、粉饰太平的作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更有训诫社会的功能。如今大街上常年飘荡的标语简直就是在给世人显示某些单位在如何侵占社会空间，以及政治对社会生活有着怎样的粗暴干涉。标语之“标”，便是要指明方向、言明正确。所以，许多人看到“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样的标语时，便会在心底抗议，你自己做垃圾也就罢了，何苦要全社会都做了垃圾的拼盘？北大教授王铭铭曾经说过，“只要标语存在，中国政治运动传统也就没有消失。可惜的是，许多事实表明，标语在我们这个国度中仍然广泛存在。这使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生活还有许多方面等待着改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告别标语。